发布于 2013-10-09 08:10:46

“厉八点”传递的改革信息

9月26日,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了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》的学术演讲,就结构调整、宏观调控、土地确权、收入分配、城镇化、国资改革、民企转型、中等收入陷阱等八个问题展开全面阐述。

9月26日,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了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》的学术演讲,就结构调整、宏观调控、土地确权、收入分配、城镇化、国资改革、民企转型、中等收入陷阱等八个问题展开全面阐述。“厉八点”传递了怎样的改革信息?国庆长假期间,本报记者深入乡土中国,从“人力资源结构”、“公共产品供给”、“技术创新”和“收入分配”等角度,结合基层实际,写下了他们的观察。

在中国,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,循环反复,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、大升大降的现象。

——厉以宁

调整经济结构绕不过技术创新

在演讲中,厉以宁教授指出,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对“投资冲动怪圈”的威胁,要避免出现经济大起大落、大升大降的现象,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,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,而其对症下药的手段则是结构调整。

笔者对此颇为认同。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从长期而言,决定了一国的经济表现,更重要的是,实体经济的起落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且事关政治。

众所周知,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出口与投资。不管出口还是投资,制造业几乎都参与其中,所以与德国相似,中国同样是个制造业大国,尽管是个低产值率的制造业大国。此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,一方面“中国制造”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要,另一方面消化了国内数以亿计的庞大劳动力。有统计指出,到2020年,中国的绝对劳动力仍有9亿人,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制造业要不要大力发展,而是如何把粗糙、无核心技术的现状改变过来。厉以宁所说的“技术创新,要不断地技术创新”便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。

当然,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服务业不重要。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服务”转型的一条重要的探索之路。某种程度上,国人对自贸区的热衷,预示了在“中国制造”之后,“中国服务”的时代即将到来。

在这乐观的情绪中,需要清醒地看到,“中国服务”这条路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究竟能否取得类似“经济特区”带动中国经济转型——告别计划经济,肯定市场经济——的成果,现在还不得而知。可以肯定的是,守旧、禁锢的头脑难以紧跟时代的脉搏,也无法建立起文明、规范、有效的政经体系,而优化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在经济结构的比重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最终提高经济质量的目标,很可能在地方政府精心编织的利益藩篱中,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

民营经济报记者 曾令俊

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,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。

——厉以宁

公共产品供给不均 阻碍“农民”变“市民”

在厉以宁的城镇化理论中,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容量都有限,真正能将中国农民变成市民的载体是新社区,也就是“就地城镇化”的新农村。

不过在现在的城镇化过程中,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均衡配置,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仍是老大难的问题,尤其是在流动人口过多的城市中,优先发展社区公共产品,远远比扩大城镇规模要重要得多。

中山是高城镇化的典型,数据显示,2012年中山城镇化率已经高达87.9%,预计在2015年将达到90%。不过在城镇化过程中,工业生产取代农耕的生产方式倒是显得十分快速,城镇规模扩大也较快,只是相应的公共产品却没有跟上步伐。

公共服务设施中,公共交通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在中山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,从公交车下来后,就有一排摩托车向乘客挥手。摩的猖獗体现的是交通之痛,尤以各个镇区为甚,除了小榄、古镇等少数几个较为发达的镇区外,大多数镇内都很少有便利的公交线路,于是摩托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,这种出行方式很难称得上城镇化。

中山通过取消农业户口将“农民”全部变为了“市民”,其生活状态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在厉以宁的观点中,居民生活习惯就是城镇化的一个难点。笔者认为,生活习惯需要多样公共服务产品的配合才能逐渐改变,现在中山等城市的城镇规模已经足够大,只要逐步完善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,让更多人享受“市民”待遇,高质量的城镇化必然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。

民营经济报记者张明双

“就地城镇化”重在规划和控制

厉以宁在中大演讲时提到土地确权,土地确了权,就要流通。然而凡事有正反两面,土地流通也就是土地买卖,也就是一盘生意。笔者认为,在各方监管还未成形之际,一旦土地在流通中因为趋利而驶离原车道,将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巨患。

要顺利推进土地确权及流通改革,重点应放在“规划”和“控制”两词上。

“规划”指的是土地在确权过程中,可以结合现有土地的用途和将来规划用途进行适当调整和整合。

厉以宁这次演讲时还提到城镇化,其中“就地城镇化”的思路别具新意。而推行土地确权,正好为这一思路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性。以一个村庄为例,可先统计农户个人土地和集体用地面积,再按城镇化的规划,将其中的住宅用地重新分配给每户并确权,其余如农业、公共、商业及工业用地,则以上市流通的方式,由政府出资或引资进行开发。土地流通的收益,可按集体和个人土地的比例进行分配。依此思路,既可较顺利的完成土地确权,也可合理利用流通手段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和利用,最后实现“就地城镇化”的建设目标。

土地确权、流通中的“控制”,主要体现在土地分类和流通上。土地确权时,不管现有土地,还是调整、置换后的土地,不但要确定权属,还要确定其用途和使用范围。建议可以按自住、农用、商住一体等用途对土地进行分类,一方面方便日后的统一规划,也可避免土地挪作他用。

民营经济报记者 冯超

“优化人力资源结构”可从“个性教育”着手

在厉以宁教授的演讲中,提到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。他说,尽管我们的人力资源总量大日本10倍,但事实是,不管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熟练技工人数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重,都比中国大——我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,却少有真正的“人才”。

我们沿着一条被普遍认可的正确之道前行,逐渐丧失本心和自主学习的权利与乐趣,真正的个性却被抹杀掉了!

现代教育复制了一个又一个平庸的个体,却鲜能造出真正富有创造力和改革决心的“伟人”,世界之变革却恰恰是由这极少数的人所全力推动的。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,对“成功”的狭隘定义,让我们在既定的轨道上行走,却离那个独特而有可能造就更大价值的“我”渐行渐远。

1906年,东渡日本的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中写道:“国人之自觉至,个性张,沙聚之邦,由是转为人国。人国既建,乃使雄厉无前,屹然独见于天下。”人的个性是现代文明之根,这样的疾呼,在今天并不过时。

反观人才辈出的19世纪末-20世纪初,其教育体制与现今很大的不同就是“精英化”。因为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人身上,所以更具“个性”。

笔者并非要求教育再一次“精英化”,毕竟教育的普及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巨大变革。但变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却不得不反思,如果“普及化”等于“同质化”,那么我们的人力资源结构将仍然是量多于质。在升学压力、应试求职的压力下,快速地实现“个性化”教育显然不现实,但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各个省、市、县强制兴修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却是可以实现的。如果我们的孩子遇不到一个好老师,至少他还能自己学!

民营经济报记者 李雪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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